星火征程中的一種特殊戰力

原標題：星火征程中的一種特殊戰力

紅四方面軍西北軍區政治部刻的標語

張衛波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戰略轉移，也是中外軍事史上的偉大奇跡之一。長征勝利的意義，不僅僅在于紅軍從此擺脫了敵人的重兵圍追堵截，走到了抗日戰場的前沿，而且還在于紅軍的革命主張得到了廣泛傳播，革命的理想信念得到了充分彰顯和激揚。在這個過程中，紅軍的文化宣傳工作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紅軍文化宣傳工作的內容和形式

長征期間，紅軍的文化宣傳靈活多樣，生動活潑，深受沿途群眾喜歡。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書寫標語口號。長征途中，為了鼓勵紅軍指戰員書寫標語口號，軍委機關報《紅星》報曾多次刊文強調：“寫標語、畫壁報是紅軍素有的特長”，要求“各級政治機關引起必要的注意”。對于紅軍如何書寫標語、散發傳單，被俘傳教士R·A·勃沙特在《神靈之手》一書中曾有詳細描述，他說：“到一個小山村后，我們被帶到宣傳隊前，當時，他們正在一切可寫的地方用紅、藍、白色顏料書寫標語。有的內容是‘打土豪，分田地！’‘蘇維埃是中國的希望！’‘不交租，不還債！’有的則摘自馬克思著作‘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許多是反蔣的，如‘打倒蔣介石！’還有部分內容是反日的?！笨梢钥吹贸?，紅軍的標語不僅色彩醒目，而且內容十分豐富，很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其二，繪制宣傳畫。在書寫、鐫刻標語口號的同時，紅軍還經常會在墻壁或門板上繪制一些生動形象的宣傳畫。例如：在貴陽高坡鄉街上村的墻壁上，畫著一幅眾人齊心協力殺敵的漫畫，旁邊是“白軍弟兄團結起來殺死狗貪官，與紅軍聯合一同到北方打日本帝國主義去！”的標語；在貴州鴨溪地區民房的門板上，畫著“運動戰”的旗子，標題是“把運動戰的特長最高地發揚起來！”這些宣傳畫惟妙惟肖，生動表達了紅軍土地革命政策和北上抗日主張，很受當地民眾喜歡。

其三，創作大量詩詞、歌曲、戲劇和舞蹈。紅軍長征是一次革命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充分彰顯的偉大遠征。其間，為了增強戰勝敵人的決心，紅軍廣大指戰員創作了大量催人奮進的革命詩詞、歌曲。據統計，紅軍在行軍途中及之后創作的長征題材的詩詞歌曲有3萬多首。除了毛澤東的長征詩詞外，林伯渠、謝覺哉、聶榮臻等其他領導人和文藝工作者也創作了很多詩詞。為了豐富戰士們的文化生活，紅軍文藝工作者還利用民間戲曲小調，自編自演了很多戲劇、樂曲和歌舞。如：《一只草鞋》（話?。?、《彼巴依德瓦》（歌?。?、《打倒劉湘》（川?。┑?。

其四，出版戰地報刊。其中，中共中央及紅一方面紅軍出版了《紅星》《前進》《戰士》等報刊，紅四方面軍出版了《干部必讀》《紅爐》《紅色戰場》等報刊，紅二方面軍出版了《前進》《戰斗》等報刊。這些報刊主要在紅軍內部傳播，在傳達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五，注重發揮群眾大會的宣傳作用。為了擴大影響，威懾地方地主惡霸，紅軍占領一些比較大的城市和村鎮后，往往會召開群眾大會，當眾宣布紅軍政策。如紅一方面軍攻克道州后，曾召開了一次群眾大會，氣氛十分熱烈：“在一個戲臺前面的坪上，擠滿了幾千人頭，幾千條視線都射在臺上，小孩子爬到樹上去看，婦女們縮在角落里。紅軍代表講話了，大家目不轉睛地靜聽。講到他們的痛苦，大家點頭稱是，講到豪紳地主軍閥的罪惡，個個咬牙切齒；講到紅軍的主張，大家鼓掌叫好；千百副的表情，隨著演講人而變?！蓖ㄟ^群眾大會的宣傳，更多的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有了直觀的了解。

長征中文化宣傳的特點

長征是一次漫長而艱苦的軍事遠征，行軍和戰斗占據了主要時間。這種特殊環境決定著長征時期的文化宣傳不同于以往。具體而言，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文化宣傳的內容活潑而有生氣，很受戰士和群眾歡迎。例如：獨幕話劇《破草鞋》是畫家黃鎮根據紅軍渡金沙江的戰斗編演的，在懋功會師時成為了慶祝會的主要節目。當時，新的文藝作品之所以能夠不斷涌現，主要是因為長征艱苦卓絕的歷程和豐富實踐為文藝創作提供了廣闊空間。同時，還在于紅軍要克服行軍的單調枯燥，消除戰斗的傷痛和疲勞，客觀上需要大量鮮活的文化作品來激揚斗志。

第二，文化作品的創作傳播速度比較快。很多文藝作品“從寫作到‘發表’，恐怕是世界上最及時不過的了”，少則幾十分鐘，多則半天，很快就能同讀者和觀眾見面。即便是相對比較復雜的文藝演出，在長征期間也變得簡單便捷，表演時“既沒有臺詞，又不要排練，只是簡單的分工就演出”，在行軍途中，演員往隊前一站，“兩手一合，放在嘴邊一吹，就吹出了公雞打鳴的調子”，在會場上，“兩人往中間一站，就可演出一幕‘雙簧戲’”。這些“即興創作”的作品，樸實無華，反映了紅軍指戰員的心聲，廣受歡迎。

第三，文化宣傳更加具有針對性。長征期間，敵情瞬息萬變，特別是敵人的騎兵飄忽不定，對紅軍構成極大威脅。為了應對敵人騎兵的襲擊，陸定一、李伯釗根據騎兵作戰的特點創作了《打騎兵歌》和《打騎兵舞》。據一些紅軍文藝工作者回憶，當時《打騎兵歌》和《打騎兵舞》在各部隊推廣普及后，“的確發揮了它應有效能”，戰士們唱了這首歌以后，克服了怕打騎兵的心理，信心增強了，以至于后來紅軍遇到敵人騎兵時，不再感到驚慌失措，而能沉著應戰。

第四，廣大紅軍指戰員成為文化宣傳的主體。他們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向沿途群眾宣傳紅軍的主張。即便是流傳廣泛的詩詞歌曲，相當一部分也是出自普通紅軍戰士之手。關于這一點，彭加倫深有體會，他說：“紅軍中沒有職業的詩人，也沒有固定的歌手。我們的詩人是全體指戰員，我們的歌手也是全體指戰員?！薄凹t軍就是一個詩的集體?！?/p>

第五，文化宣傳的形式更加通俗化?？紤]到紅軍指戰員和沿途群眾普遍喜歡戲劇、小調、快板等表演，因此，紅軍宣傳隊在文化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廣泛借用了地方語言和民間文藝形式，并且賦予其新的內涵，即“舊曲填新詞”，有的甚至是“即興編唱”。這一創作方法既快捷又通俗，很受紅軍指戰員歡迎。

第六，文化宣傳的受眾群體更加廣泛。為了豐富沿途群眾的文化生活，紅軍所到之處采取各種群眾喜歡的形式進行宣傳。例如：紅二方面軍在從昆明向玉龍山的轉戰過程中，紅軍軍、師兩級的宣傳隊在短短12天內表演了30多場，語言雖然不統一，“但群眾能從動作上理解和感受到劇情和所表達的思想?！背俗跃幾猿枨?，紅軍還將一些歌曲教給所經區域的群眾，有時還會向沿途群眾或黨組織贈送一部分書籍或報刊。這使得越來越多的民眾對紅軍的主張有了初步了解。

長征中文化宣傳的作用和影響

長征，是一次革命理想信念激揚和革命火種傳播的過程。通過長征，紅軍的意志力非但沒有消沉，反而更加堅強，紅軍的影響非但沒有減弱，反而進一步擴大。

首先，鼓舞了士氣，激勵了斗志。長征中，文化宣傳是激勵紅軍指戰員戰勝困難的精神食糧。據很多老紅軍回憶，每當聽到“鼓動棚”內“又敲鑼，又喊口號”，他們的困意就會頓時消失，士氣倍增，“雖然氣喘吁吁地，但還是使勁咬著牙擺著胳膊往前走?！碧貏e是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文化宣傳的作用更是重要。如過雪山時，紅軍為了克服饑餓寒冷，唱起了歌，“雄壯的聲音，此落彼起，震得山鳴谷應”，在歌聲的鼓舞下，紅軍順利“翻過了艱險的夾金山”。除了歌曲，報刊也在長征中發揮了激勵斗志的作用。

其次，消除了沿途群眾對紅軍的誤解。由于信息不暢通，長征沿途的群眾對于紅軍一度十分不了解，甚至是驚恐害怕。但是，紅軍到達后，通過紅軍的文化宣傳，“那些勞苦群眾的腦子里都有了‘紅軍是保護窮人的軍隊’的印象”，認為“紅軍是他們的朋友”，于是成群結隊的幫助紅軍，帶領紅軍打土豪，還有一些少數民族群眾，看了有關紅軍保護少數民族方面的標語、傳單之后，認為紅軍是一支新型的革命軍隊，于是便發自內心的熱愛紅軍、支持紅軍。十分難能可貴的是，很多群眾在自身經濟很困難的情況下，仍然為紅軍提供了必要的補給，一些青壯年甚至參加了紅軍。這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長征初期紅軍大量減員的損失，為紅軍隊伍補充了新鮮血液。

第三，團結了開明紳士，瓦解分化了敵軍，擴大了統一戰線的社會基礎。在“北上抗日”口號感召下，長征沿途的不少地主和開明紳士對紅軍表現出明顯的好感。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開明紳士周素園。他不僅出面組建了貴州抗日救國軍，而且還向龍云、孫渡等地方實力派寫信，勸說他們按兵不動，不要與紅軍為敵。即便是一般的地主，經過紅軍的喊話宣傳之后，思想也發生了變化，“有好些土圍子開門”把糧食賣給了紅軍。對于國民黨軍隊的傷兵和俘虜，紅軍除了為他們療傷外，更是耐心地向他們宣傳紅軍的宗旨和共產黨的抗日救國政策，經過宣傳，不少人表示“身體好了，還愿當紅軍”。

第四，擴大了紅軍的影響，使國內外輿論對于長征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紅軍長征出發后，國內外輿論對于長征的真實情況并不了解，誤以為長征就是紅軍的“潰敗”、“竄擾”。為了澄清事實，消除誤解，紅軍除了向沿途群眾宣傳自己的主張之外，還十分重視向國內外輿論傳遞長征的真實情況。陳云比較早地向外界宣傳了紅軍長征的英勇事跡。1935年6月，陳云受命離開紅軍隊伍到達上海后，假托一名國民黨被俘軍醫“廉臣”之名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同年10月，他到達莫斯科，首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了長征經過和遵義會議的情況。1936年3月，中共在巴黎主辦的《全民月刊》相繼連載了陳云的《隨軍西行見聞錄》。與此同時，先行到達陜北的中共中央，也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向外界宣傳長征的英勇事跡。

總之，生動活潑的文化宣傳，不僅激勵了紅軍指戰員戰勝強敵的勇氣和斗志，而且還使得更多民眾對紅軍有了深入了解，擴大了紅軍的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所以，長征被譽為“一部偉大的人間史詩”。新的歷史時期，回顧長征期間紅軍的文化宣傳工作，我們認為，要使得文化宣傳工作接地氣，發揮更大效力，一條重要的途徑就是通俗化、大眾化，即將文化宣傳與人民群眾的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反映人民群眾的疾苦和需求，體現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這是長征中紅軍文化宣傳工作的重要經驗和啟示。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